鲁 牧
1949年5月,随军南下,到了武汉。武汉解放第三天,我和曹章、王正科等十几个年轻人一下火车,就直奔坐落汉口胜利街的交通银行大楼。在顶层楼里放下背包,打起地铺,开始安营扎寨。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知道杨新月是中原总工会筹备处的,我们就在这座交通银行大楼里筹办总工会的一张工人报纸。
办报,对我来说是件陌生又陌生的事儿。高中我读的是土木工程专科,参加革命后在县人民政府、县委、地委机关当过文书、宣传干事、文书股长,而从来没有接触过办报、新闻记者编辑,对新闻事业全然无知,一窍不通。
但是,在新事物面前,我没有畏难,更没有退缩。当时,只想到自己是一名新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并且努力干好。现在,党既然叫我学办报,那我就得努力干、用心学。
筹备办报的工作,在内紧外松的氛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来自武汉地下组织方面的胡甫臣、邰可晴,店员工会方面的时鸿道,善长经营管理的王务新,适合做人事工作的李鹏飞等等,各路人马陆续汇集到胜利街交通银行大楼和江汉二路的印刷、经营办公场所。特别是江牧岳社长的到任,报纸筹办工作更加紧张而有序、卓有成效的展开。编辑部、经理部相继成立,各部门分别建章立制,按计划有板有眼、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我被安排在编辑部采访通讯组(后来改为记者组)。通过全社大会报告、部门小组学习讨论,我逐渐感到:在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原新武汉的大趋势、大背景下,创办一张华中地区工人阶级的报纸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意义十分重大。报纸是党的喉舌,舆论工具。华中工人阶级将通过创办自己的报纸,宣传自己,组织自己,动员自己,升华自己,从而更好地发挥领导阶级、国家主人翁的作用,为建设新中国、新中原、新武汉不断做出新贡献。
办好报纸环节多多。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首要的是开辟自己的稿源,陆续不断产出具有本报特色的新闻作品,特别是较有分量的好稿。
江牧岳社长的办报思想十分明晰,他致力开门办报,强调办报要走好群众路线,新闻记者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工人报纸的记者,更必须下到工厂企业去,走到职工群众中间去,不宜停留在上层领导机关里。
在采通组,我率先被派到桥口区去了解情况,选拔通讯报道员,组织工人通讯组。桥口区是汉口的工业区,这里有公营的武汉汽车修理厂、既济水电公司、武汉工联被服厂、汉口化工厂、五丰与福新面粉厂,还有私营的申新纱厂、南洋卷烟厂、燧华火柴厂等等中小企业。我穿着随军南下时的灰布军装,腰里佩着两次南下时的自卫小手枪,背着简单行李,进驻企业规模较大的申新纱厂。
在申新,武汉市总工会派有工作组,我便依靠工作组,以申新纱厂为重点,到区内各厂联系,开展工作。在采写新闻报道的同时,特别注重发现通讯报道积极分子,并且逐渐地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各厂成立通讯员小组,全区成立联合通讯组。我跟通讯组乃至每个通讯员保持经常联系,通过交谈、开会、电话等方式,向他们通报编辑部的宣传报道提示、要求,帮助修改稿件,学习有关文件,交流写稿经验。就这样,依靠这支通讯员队伍,报社编辑部得以源源不断地获取新闻线索、新闻作品以及各种情况反映。
1949年6月11日,中原职工总会、武汉市职工总会主办的《华中工人》创刊号出版面世。这是1张4开4版的工人报纸,从筹备到出版不到一个月时间。从第三期起,改为三日刊。从1949年9月14日出版的第31期起改为二日刊,并且换了一个由时任中南区军政首长林彪亲笔题写的“华中工人报”新报头(这个报头题字是我去杨邮花园林办取回的)。
1950年6月11日在江汉一路璇宫饭店举行了规模空前、规格颇高的热列庆祝华中工人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全武汉本报积极通讯员300多人和各机关首长、工会干部及来宾近百人到会祝贺。
就在这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前后,我被派往大冶工矿特区(即今黄石市),筹建华中工人报记者站,担任记者站站长。大冶是个重工业区,这里有企业规模较大的公营华中钢铁公司,新建的大冶电厂,公私合营华新水泥公司,私营源华、利华煤矿等。在大冶设立记者站,从改进报纸工作角度说,有两个突破或者叫做进步。一是《华中工人报》编辑部开始加大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重工业的宣传力度,这是过去没有的。二是记者站的任务为采写、通联、发行三位一体。作为记者站站长三方面的任务都得抓,这对培养和造就一名多面手的新闻记者很有好处。这又是一个新的改进、新的突破。
1950年7月末出版的第266期华中工人报又迎来一次大改进。报头由原来墨色华中工人报为采用毛主席手书字体组成的套红色“中南工人日报”所替代。报头上方添加一枚五角星连着一条旌旗飘带,带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报头下方加标“中南总工会机关报”。报纸不仅由双日刊改为日报,而且版面也由4个版增加到6个版。版面内容、质量以及编排设计,与过去相比都有很大长进,可谓面目一新。 1952年7月1日出版的第1052期中南工人日报,版面又从6个版增加到10个版,有了新的发展。
常言道:“事在人为。”办好一张报纸,关键在于人,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中南工人日报从创刊到停刊虽然只有5年左右的短暂时 间,但她之所以能不断进步,与时俱进,根本原因就在于江牧岳社长始终重视和善于培养一个个新闻战士。在这方面,今天回忆当年往事,历历在目,我的感受特别深刻——
1949年6月11日华中工人创刊号,发表了我学写的第一篇要闻处女作,肩题为“加强领导,建设新武汉”,主题为“职工代表会议今日举行”,副题“会议将选举代表组成市职工总会筹委会”。
这是武汉市工运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我在记者席上,看到新华社中南总分社的记者一面听大会报告,一面握笔写稿,十分敬慕。心想总有一天我也能做到就好了。散会后,回到编辑部,急急忙忙,花了两个来小时写了不到300字的新闻稿。晚饭后不久,江牧岳社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要看稿审稿。
在一盏外绿里白灯罩的台灯光下,江社长看了一遍稿子,和霭可亲地对我说,新闻报道主要写事实,要让事实说话。参加会议活动,需要留心看,当心听,然后把自己看到、听到的主要事实写出来。不是把看到、听到的所有事实都写来,像记一笔笔的流水账,而是要有重点地选择最重要、最主要的事情来写。江牧岳社长一边说一边亲自动手补充修改。鉴于这次会议特别重要,就在头一句话“武汉市职工代表会议”前面加上“富有历史意义的”7个大字。全文除了会议时间、地点、主要目的任务以及重要机关单位赠送来的贺旗、祝词内容之外,中间增加了大会程序,篇幅也就扩大到500余字。
江社长通过审稿改稿,手把手地教我学写新闻,给我启蒙教育的情景记忆犹新,至今难以忘怀。
6月14日,华中工人第二期刊出我学写的第二篇处女作通讯:《记申新纱厂的选择》,全文不满500字。尽管现在看来,这篇通讯写得还很粗糙,标题连个主题思想都没有,但作者毕竟是按照“写事实情节,让事实说话”的要求学着写的。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回忆起我从率先派到桥口区去工厂企业采访、开展通讯员联络工作,继到大冶(黄石市)建立华中工人报记者站,采写、通联、发行一齐抓;然后调回编辑部担任记者组长、工会组长,都出自江牧岳社长、孙雪天主任、赵旭光和曹章等编委领导上精心培育新闻战士而似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的。
比如,桥口阶段我的重点收获在于学着采写新闻报道,同时深化开门办报思想,实践走好群众路线,做好通讯员工作。半年左右,我写的消息、通讯,篇幅由二三百字提高到一二千字,内容质量从一般动态提高到分析批评。大冶阶段使我懂得并且实践新闻记者要一专多能,当个多面手。在抓好采写报道、强化通讯员联络辅导的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报纸,扩大发行量。这个阶段我侧重对大型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考察、研究和解剖,肯定好的,披露差的。重头作品有《新生力量在华钢》、《大冶华中钢铁公司制度混乱浪费惊人》、《大冶华新水泥公司对人民企业不负责任损失国家财产19亿》、《私营源华煤矿违法投机无理克扣工资管理不善生产遭到困难工会主任立场不稳做了资方尾巴已被撤职》等。
1951年到1952年,记者组重点跑中南总工会等领导机关负责面上报道。广州解放后不久,去广州采访,我连续发回《广州工人举行控诉会后普遍开展“三不”“三拥”运动》、《广东省营纺织厂经济保卫工作做得很好》(与黄翘合写)、《我们要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建设——访广州援朝手术队》、《广东江门市总工会的时事宣传工作》、《广州柔济医院的控诉美帝运动》等稿件。并协助报社人事部门在广东物色选定黄翘、邹沛、朱执中、李正纲等青年干部到编辑部来一道办报。
工会组阶段,开始学写报道提示和评论与议论短文。这阶段,赵旭光编委对我的帮助最多最大。我拟的《继续报道民主团结运动》 、《多多反映老年工人积极参加民主团结运动情况》、《注意报道反对贪污浪费运动》,都是在她领导和言传身教帮助下的处女作。
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学写议论短文,在《大家谈》、《大事情小文章》栏目里发表。其中有《防止斗争中的形式主义》、《包办代替和强 迫命令要不得》、《做好串连工作》、《串连要从思想上发动大家》、《除草要先拔根》、《莫上奸商的当》等。1952年下半年开始侧重学写短评。其中有《继续努力消灭七斤八两》、《以实际行动欢送张继英同志》、《必须保证及时供应原材料》等。
这期间,对外抗美援朝,国内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三反、 五反运动一个连着一个。我和编辑部里的同志们一起,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政治运动。令人自豪的是1952年5月,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之际,我被评为武汉市“五反战斗优良工作者”,荣获“五反战斗优良工作者”奖章和“五反战斗纪念”章各一枚。
从上述中南工人报简史侧影中不难看到,中南工人报是培育新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的一座学校,一个摇篮。我在这座难忘的校园里学到许多东西,在这个温暖的摇篮里生根发芽;所学所得,为日后成长为党的一名合格的新闻战士奠定了良好根基。饮水思源,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一句是:衷心感谢中南工人报这个难忘的校园,温暖的摇篮!
人物简介
鲁牧,男,汉族,曾用名黄成才,1923年10月出生于启东市永阳乡。1946年9月参加革命,随新四军北撤山东。1948年和1949年两次随军南下。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工业经济系本科毕业。曾任山东诸城县支前司令部文书、中共西峡县委宣传干事、中共南阳地委秘书处文书股长。1949年5月进武汉城后,历任《华中工人报》、《中南工人日报》记者、编辑、记者组长;1954年进京后历任工人出版社、《中国工人》半月刊编辑组长,《工人日报》编辑、记者,《人民日报》编辑、高级编辑、高级记者。 1986年6月至1996年6月,在人民日报经济部离休、返聘,继续工作10年。兼职活动频频。1981年7月至1989年5月,5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研究生院新闻专业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主席、研究生导师。1992年2月,被中央纪委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组聘为特邀监督员。
50多年来,写有大量消息、通讯、评论、调查报告等不同体裁的新闻作品。1993年出版了反映党的十四大前14年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轨迹的《春潮侧影》一书。1991年,被收入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辑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优录》一书。1999年9月,又被收入全国新闻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工商出版社出版的《高级记者、高级编辑名录》。
曾任中国投资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制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