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徐英
茅台酒是高贵的——悠久的历史、神秘的传说、满身的荣誉及共和国领导的厚爱,奠定了她无可动摇的国酒地位。《辞海》云:“纯液洁澈,醇香馥郁,味感醇厚”,这恰如其分的评价,无疑是茅台国酒地位的基础。。
茅台酒又是亲切的——因为是家乡人用心智、用汗水、用青春岁月总结了茅台酒的传统工艺,并与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发了一系列新品,使茅台酒从作坊式生产走上了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现代化生产的道路,赋予了她新的“生命”,开创了新的历程。
酒香巷深,这条巷子远在贵州西部的深山。采访徐英,只好通过电话和书信。尽管离乡几十年,不改的依然是纯朴的乡音;而她的丈夫——公司党委书记季克良又是通州人,也是一样的乡音。于是,少了客套,近了距离,采访更像是在听长辈讲述昨天的故事。
1939年,徐英出生于启东志良乡中央镇北的徐家宅。因为家庭的因素,童年的徐英比同龄人更多地体味了世事的艰辛,也培养了她独立要强的性格。解放后,哥哥姐姐们都到外地工作,她和母亲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1956年,她考入启东中学读高中,第二年,随家迁往南京。
1959年,徐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工程系,主修发酵专业。她和季克良,这个煮酒帮工的儿子是同窗学友。
也许是历史赋予了她一个机遇。六十年代初,在一次全国性的评酒会上,因评酒方法不科学,人员组成不合理,影响了茅台酒的声誉。周恩来总理一方面批评了有关单位和人员,一方面又指示轻工部的领导,一定要把茅台酒的质量搞上去。轻工部立即着手组建班子,进行茅台酒的试点工作。1964年,也就是她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轻工部到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工程系挑选应届毕业生来增强茅台酒厂的技术力量,徐英和季克良以广博扎实的专业知识被选中。
从这一刻起,这对江海儿女便把个人的姻缘和事业的发展,都融入了赤水河边的一个小镇——茅台镇。
从1964年到1966年,徐英参加了轻工部组织的两期茅台酒试点工作。她和课题组的其他同志一起从对全国八大名酒的成分分析入手,通过分析对比,以期揭示茅台酒独特的传统工艺所蕴涵的科学道理。茅台酒是特殊工艺制成的,“三高一低”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即“高温制曲,高温堆积发酵,高温接酒和少量使用糠谷辅料”。这种工艺具有鲜为人知的挑战性。在研究中,课题组解决了一些影响茅台酒质量的具体问题,但对茅台酒奥秘的进一步探索认识却随着“文革”的爆发而不得不中断了。
那时的茅台酒,虽贵为国酒,但受传统工艺的限制,远没有形成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产量。茅台镇还是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交通不便,通信闭塞,饮食粗粝,使两个初来乍到的水乡人很不习惯,用徐英的话说,“与家乡比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也曾萌生过返乡的念头。季克良是独子,按政策可以要求返乡,但请调报告均石沉大海。然而对钟爱的事业,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
“文革”开始后,徐英和季克良当起了普通工人,制曲、上堆、发酵、烤酒、勾兑,什么活都干过。1968年,徐英生第一个孩子,季克良仍整日泡在车间里。“人要成人,须要在炼狱里炼过,煮锅里煮过”,动乱的十年中,他们就切切实实亲自验证了这句俗话。长期的第一线工作,使得他们能够充分地把学校学的理论一一用到实践中去,在验证后再升华到理性认识。这循环往复的过程,为他们日后科研上的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徐英从一名技术员到工程师、厂科研所所长、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而她的丈夫,则是厂里的总工程师,并先后担任副厂长、厂长、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酒厂的千钧重担,完完全全地落在了他们夫妇身上。
事业和生活这对矛盾总在为难着这对异乡书生。论事业,茅台酒厂是发挥他们专业特长的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在生活上,家乡的父母需要他们的照顾。而在事业上的出类拔萃,又难免带来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不和谐,他们又并不精于此道。于是,在他们的经历中便有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写了20年的入党申请,打了20多年的返乡报告,均未获准。而当到了他们自己有能力决定去留的时候,省长跑来拍拍季克良的肩膀:“老季不能走,茅台酒离不开你们啊!”心一热,又一软,也就留了下来。好在父母能完全理解儿女的心情、心愿、心迹。季克良的父亲说,他过去是文盲烤酒,现在儿子、儿媳是大学生烤酒,子承父业,挺好的,一再鼓励他们安心茅台,为国争光。
“文革”结束后,徐 英和季克良这对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迎来了他们科研上的的春天。担任厂科研所所长的她,带领所里一班人首先向“茅台酒堆积发酵应嫩点好”的专家结论提出质疑,通过反复实验,以有力的事实和无误的数据,大胆的又是胸有成竹地提出了“应老一点”的观点,坚持改变工艺参数。经实际检验,得到了专家公认,并纳入茅台酒生产操作规程。这一成功,使他们在中国酿造界崭露头角,并从此走上了用科学理论规范茅台酒生产的探索之路。
1979年,他们主持撰写了《茅台酒传统工艺总结》,完成了中断十多年的试点课题研究,在贵州省科学大会上获集体成果奖。他们归纳了茅台酒不同于其他名白酒的十大工艺特点,提出了“制曲是基础,制酒是根本,陈酿和勾兑是关键”的指导思想,使茅台酒的生产管理和产品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以后,经过深入的调查和试验,陆续提出了“轻水分入窖”、“尽一切可能让好气性微生物充分繁殖”等新观点。先后发表了《茅台酒的电导与老熟》、《白酒的杂味》、《高粱啤酒的糊精》等2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茅台酒的电导与老熟》获国际优秀论文奖,徐 英赴乌克兰出席了授奖仪式。1985年,他们又主持制定了《贵州茅台酒标准》获省二等奖,填补了我国大曲酱香型酒标准的空白。
随着对茅台酒研究的深入,茅台酒更多的奥秘展现在徐英面前。茅台酒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生产上很难上规模,那么,是否可以异地生产茅台酒呢?按照一般思维,科学实验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可重复性,然而,即便严格按照茅台的生产工艺甚至采用一样的原料,一样的水质,都仍然生产不出色香味感如出一辙的茅台酒,异地生产均以失败告终。这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徐英、季克良这对科学精英、学者伴侣、企业脊梁却迎难而上,以百折不挠的锐气,顽强拼搏的精神,日复一日地研究着。毕竟天道酬勤。1985年,徐英和季克良经过长时间深入细致的研究后,终于发现:茅台镇是个山谷,这里的气候、温度、湿度、风力、风向、土质、水质、植物群落都具有其特殊性,悠久的酿酒历史,又使这里已形成了一个组成复杂的特殊微生物群,而茅台的特殊工艺是根据茅台独一无二的酿造环境而逐步形成的。徐英 说:“也许有一天,人们能复制出一个这样的生物圈,但现在,我们只能惊叹,茅台酒是玄妙的造物主和万能的酿造之神酿出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琼浆玉液!”
1991年,季克良再次出任茅台酒厂厂长。那时正是我国深化企业改革,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时期。洋酒发起了冲击,国内白酒行业群雄并起,消费结构又开始分化。面对内忧外患,如何保持国酒和白酒行业排头兵的地位?深重的使命感和深沉的危机感交织在一起,他与领导班子一起反复磋商,逐步酝酿出一套全新战略思想,这就是“一品为主、多品发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一厂多制,全面发展”战略,全面启动茅台酒厂迈向市场竞争的步伐。
作为事业上的伴侣,徐英夫唱妇随,果断地担当起茅台酒厂开发新产品的历史重任。在短短的几年里,先后开发出了390、430茅台酒,430、350贵州醇、茅台威士忌、茅台女王酒。这新崛起的一系列新品茅台,完全符合国家提出的优质、低耗的要求,有利于消费者的健康,从而一举获得国家金质奖,同时在国际上获得金奖,名播遐迩,誉满全球。新产品的开发为工厂带来了巨大效益。1995年,仅新品开发创利税6000万元。厂里发给每个课题8万元奖励,但徐英却一分没拿。
1998年,年届花甲的季克良由董事长、总经理改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工程师,那年正遇上东南亚金融风暴和山西朔州假酒案,上半年的销售任务全线滑坡,仅完成了全年任务的四分之一。这时已退休在家的徐英,心里的焦灼一点也不亚于丈夫。为了支持丈夫事业,她毅然决然留在条件较差的山沟里,与相濡以沫的丈夫同呼吸、共命运,出色地担当起了产品质量上的智囊,工作业务上的助手。无私的奉献只为了他们心中的国酒。就这样,他们用智慧、用自信、用毅力、用优质创造了连续六年的高速发展。有这样一组数据足以彰显他们骄人的业绩:茅台酒的销量由1998年的2000多吨到2004年的6000多吨;销售额由1998年的 8亿多到2004年的40亿;利税由1998年的4亿多到2004年25亿;缴税由1998年的2.5亿多到2004年的15亿多。销售额在全国的白酒行业由第八位上升到第二位。1994年茅台酒厂获全国优秀企业称号,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特大型企业;1995年在美国举行的纪念巴拿马万国博览会90周年国际评酒会上,荣获特别金奖第一名。而“酒味冲天,飞鸟闻香化凤;酿糟抛海,游鱼得味成龙”的赞誉,更是对他们智凝汗滴的高度肯定。
谈到个人的荣誉,作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的徐英笑着说:“比不上咱家老季,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是党的十五、十六大代表。”然而,有谁能说老季的辉煌中没有她的一半?共同的事业把这两个东疆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又用青春和智慧连接起茅台的历史和未来。
人物简介
徐英,女,1939年生,启东市志良乡人,中共党员。1959年考入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系,主修发酵专业。1964年毕业分配到茅台酒厂工作,曾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科研所所长、副总工程师。她在业务上出类拔萃,主持研究的课题获贵州省集体成果奖;撰写的《茅台酒的电导与老熟》获国际优秀论文奖,并赴乌克兰出席了授奖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