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儒谦（1901~1965）

     周儒谦，字虚白，崇明外沙大兴村人。父亲周文福是位待人宽厚的淳朴农民，母亲勤劳节俭，和善贤德。儒谦上了6年私塾，三年半小学，考入省立第二师范。1921年毕业，回乡办学。为了让更多孩子能进他的虚白桥小学读书，他动员辍学学生上学，并对最困难的学生减免学杂费。为方便隔河的学生上学，他还专门架了一条装有栏杆的桥——虚白桥。
     1930年，周儒谦任启东县贫民救济院院长，在汇龙镇、大兴村、南清河办了3所施医所，对贫苦患者，给予施医送药。在大兴地区海塘仓办了一所贫儿所，由各乡保送十二三岁的贫苦儿童和孤儿进所，供给衣食、住宿，每天教些文化知识和手工操作技术，培养他们将来独立谋生的能力。
     周儒谦于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坚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始终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并肩战斗。
     1928年，国民党启东县党部成立，在第一次党代表会上，周儒谦被选为县党部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33年，在县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再次被选为执委、常委（后称书记长），直到1942年为止，主持启东国民党县党部工作达十多年。这十多年中他历尽风险，坚持了孙中山的建党纲领，接受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主张。当国民党省党部发来“清党”文件时，他批上“存档”两字搁置。省党部十分注目启东县党部，就派人来“整理”，因“整”不出名目，就搞“夺权”，周儒谦和县党部一班人就与他们据理力争，使派来的清党人员只得退出启东。于是省党部电令解散启东县党部。周儒谦顶着“勾结异党”、“赤化”等罪名，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省党部只得宣布开除周儒谦等人的党籍。在新四军东进前夕，省党部无奈，再次下令解散启东县党部。
    周儒谦就是在“开除”、“解散”的重重压力下，为民做了一件件惩恶扬善之事。大兴村有个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的盐探周廷贵，周儒谦设巧计把他处决了。
    在白色恐怖笼罩启东，大批共产党员、革命志士遭到迫害时，周儒谦带领县党部人士，尽力进行保护、营救。他和县党部其他几人一起，先检举反动县长夏钺青的一系列恶劣行径，结果夏钺青被上级免职。继任县长费公侠变本加厉，疯狂镇压革命运动，周儒谦等人揭露他贪污腐化等十大罪状。周儒谦与赵宝钰等遭到费的重重压力被逼离开启东，到省会镇江、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控告，历时半年，终将费赶出启东。
     出于对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强烈不满和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周儒谦与一些有识之士商议了一个“业一佃九”的分田方案，因行不通，就改为转移地权。由周儒谦、赵宝钰等人发起组成“转移崇籍地主在启东地权运动委员会”。周儒谦亲自起草宣言，拟定转移地权的办法，并于1936年《启东导报》刊登。启东农民为此拍手叫好，崇明大地主暴跳如雷。周儒谦连忙写呈文送省府备案。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获批准。
 抗日救亡运动中，周儒谦与沈轶公创办《袭击》周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还办大东印刷所，印刷进步书刊；支持沈轶公办“少年军团”，培训青少年走上抗日救国道路。
     新四军东进启海，周儒谦欢欣鼓舞，感到抗日更有希望，迅速组织张侠风、李若松等人去三阳镇迎接。不几天，顾民元被任命为启东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周儒谦代表各界设宴款待新县长，祝酒时他诚挚地表示，真心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到底。1941年冬，在海启行署主任陈同生关怀下，建立了海启参政会，周儒谦被选为副议长。他觉得这是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更应团结各界人士兢兢业业地做好抗日工作。在反“清剿”斗争中，周儒谦化名周老大由组织安排去福建三元县（地处闽中，1956年与明溪县合并改为三明县，现为三明市）避居。抗战胜利后，周儒谦离闽去沪。
     上海解放前夕，周儒谦悉心掩护几名地下党员从事革命活动，为解放上海作准备工作。上海解放后，周儒谦先后在翔殷路小学、邯郸路小学任教导主任、校长。他以校为家，不顾身患肺病，全身心扑在教育事业上。
     1958年“左”的思潮抬头，周儒谦被赶回老家，购置草屋一间，过着清苦生活。在季方、沈维岳、姚力等老朋友鼎力相助下，启东县委、县政府清楚了内情，同情他的处境，给予生活补助和归还一间住房。1961年起他相继被聘为县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周儒谦对此十分感动，告诉外地工作的子女，鼓励他们好好工作，报答党的恩情，而对自己一度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却毫无怨言。
     1965年5月30日，周儒谦只身在家，摔了一跤，离开人世，终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