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瑞彬 （1902.2-1988.3)

   徐瑞彬，出身于南通县培根乡（现属启东市吕四港镇）一个小康农家,从小聪明好学，追求功名利禄，以后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参加国民党，当过保长。1940年10月，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到了培根乡，把徐瑞彬作为培养对象。他同新四军干部熟悉后，主动向他们请教有关抗日救国的道理，很有学问的史白把《唯物论》、《二元论》、《新民主主义论》三本书送给他，启发他的思想觉悟。
   1941年底，四分区司令季方、四地委副书记钟民、专署民政处长窦止敬来吕四区发动农抗会开展“二五”减租运动，选择培根乡作为突破口。他亲身参加了一次同地主面对面的减租斗争。斗争对象是大地主成震四（实际由他大哥成纯一代替）。会场上，10多位佃农代表一个个发言，痛说过去受到的剥削。讲到连年灾荒歉收，陈租要加利逼收，除粮棉交租外，还要交柴租，叫佃农喝西北风！
   季方站起来威严地说：“现在国难当头，连蒋委员长也接受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提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佃户送子弟参军为抗日出了力，他们在前线，流血流汗，业主总不能坐享其成，也应出一点钱，少收一点租。”说得成纯一不敢吭声了。乡农会主任邱正才宣布了减租办法。
   成纯一是吕四地区一霸，这次也不得不服从农抗会的决议。徐瑞彬亲身感受到旧政府的官僚主义、欺压百姓，现在看到抗日民主政府为民着想的所作所为，两相对比，他佩服共产党有能力，党的政策有感召力，广大群众有威力。
   徐瑞彬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吕四区区长后，伪水巡团团长彭效朋写信给他表示商量要事。徐清楚敌人不安好心，及时向县委书记洪泽报告。根据县委指示，徐瑞彬通过内线人员，以赴约为名，组织短枪队一举将作恶多端的彭逆抓捕镇压。这一来，敌人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放出谣言说“共产党要杀徐瑞彬”，妄图以此挑拨他与共产党离间。敌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用杀害洛伽乡农抗会主任杨建兰于徐宅来威吓他，徐瑞彬还是毫不动摇；敌人就用拆房子、抢东西来逼他家人断于生计，使徐家老小几十口人遭殃，徐瑞彬一边劝慰亲人，一边坚定地表示，这账总有一天要向他们清算。
   1945年6月，徐瑞彬任东南行署民政科长兼司法科长。同年11月去掘港参加文研会行政队整风学习。学习了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他作了深刻反省，打消了等抗日胜利后回家养老的念头，确立了革命到底的观点。在战友们的帮助下，他看到自己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有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家有妻妾，生活作风不检点。他决定痛改，把身边的一支快慢机交了公，在《东台报》上声明放弃家产。学习结束后，离了一个老婆，遵守一夫一妻制。
   1946年3月，徐瑞彬调一专署民政处做后勤工作。七战七捷开始，调台北县（解放战争时设的县，位于东台之北，即现在的大丰市）继续做部队后勤工作，负责管理大批车船，为人民军队前线战事服务。战斗结束，徐瑞彬随部队北撤。1947年1月，在山东荣管局三分校政治处任教员，后调四分校相继担任教育、民运、管理、生产等几个股的正、副股长。他与荣校领导一起艰苦创业，努力工作，把来自18个省的5000多名荣誉军人的生活、学习、生产组织管理好，为即将开始的国家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学校受到内务部奖励。徐瑞彬在两次大部队长距离行军中成绩显著，荣立二等功。1950年5月，徐瑞彬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1953年3月，徐瑞彬任山东荣军第一速成中学教导主任，后任副校长。1956年调任山东荣军第五速成中学副校长。 
   1958年7月调至南通市民办红旗中学任校长，1965年兼任会计学校副校长。离休后还为本县的编史修志工作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徐瑞彬被聘为政协启东县第六届委员并选为常务委员。1988年3月8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