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洲 舫 轶 事

          一、“东南衙门”的小八腊子

         提起陆洲舫，大家很陌生。要是说陆兆林，那么，上了年纪的启东人，可以说是“无人不晓，哪个不知？”。大名鼎鼎，鼎鼎大名。其实，陆兆林就是陆洲舫，陆洲舫就是陆兆林。他自称“草莽英雄”，看来倒也贴切。
         他出身在通兴镇附近。四岁那年，他父亲推了一部小车子，他和哥哥坐一边，娘和弟弟坐另一边，一直往东南方向推，推到再也没有路的海边上。这个地方没有人管，也没有地名，穷人跑到这里可以随便围一小块地种种，海上的土匪强人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歇歇脚，因此就有了一个不很文雅的地名叫“小黑沙”。头一年这里发了一场大水灾，沙上的几十户人家统统被洪水推光，死的多活的少，到处都是荒弃的土地。陆家就随便选了一块地方，搭了个“环筒舍”住了下来，也没有人查问他们从哪里来。
        陆兆林10岁那年，天翻地覆，清朝皇帝下了台，于是小黑沙热闹起来，原先那些来来往往的强盗船，有的挂起了黄龙旗，有的挂起了五色旗，忽而保皇，忽而革命，谁也闹不清。总之这号兵，那号兵，越聚越多，外界就说：“小黑沙是强盗码头”。待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那帮摆弄刀枪的就归了一个人管，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廷安，他当了小黑沙的土皇帝。
       王廷安是青帮大山头上下来的。青帮组织，历史很久，开始只是大运河里船民的行帮组织，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前后，这个组织开始卷入政治活动，发展武装，建立山头。在镇江、扬州之间的瓜洲、扬中等沙洲上，建成了以徐老虎（官名徐宝山）为首的“水泊梁山”，满清政府担心他们发展成为新的“太平天国”，坐卧不安。经过张謇从中斡旋，清政府收抚了徐老虎，安置扬州驻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徐老虎举旗造反，对革命军迅速拿下南京起了配合作用，于是被军政府委为军长，指挥通扬一线的军事。驻扎通州的通海镇守使张仁奎，便是该部的一个旅长。该部所有各级官佐，都按帮会中的辈份和长幼排列。小黑沙上的这位王廷安，原来是和张仁奎平辈，也是青帮的大字号。于是张仁奎便给他一个官衔，叫做“长江下游游击巡长”，所属两条小船，在长江口巡游，以小黑沙为基地。
         这里要顺便交代一下张仁奎和王廷安有多大的帮术？国民党北伐以后，属于北洋系统的张仁奎去了上海，凭借大字辈的地位，差不多当了上海市的地下市长，大名鼎鼎的青帮大亨黄金荣是他的徒弟，连蒋介石也和他称兄道弟，上海帮会的第一个公开组织“仁社俱乐部”，就是以张仁奎的“仁”字命名。王廷安在小黑沙上，不仅北洋军、北伐军、中央军，外加缉私营，海里上来的五花八门军，都要尊他为老头子，直到抗战前夕，他才告老，前往上海蛰居。
         当年除了徐老虎的山头外，在山东沿海的岛屿上，也形成了一个潘字号山头，逐渐南下，在海州、潮河口、斗龙港、小黑沙建立了活动基地。王廷安因为是大字辈，又挂上了一个官衔，因此各种字号的帮派部队，都尊他为师。他在小黑沙建起3间草屋,算是“巡长公署”，管理税收，也管打官司，大家便称之为“东南衙门”。王延安常在“东南衙门”大张旗鼓开香堂收徒弟。陆兆林的哥哥正式投拜了王廷安，算是青帮“通”字辈。陆兆林虽然没有正式拜师，却也经常跟着哥哥在“东南衙门”走动，见了王廷安也跟着道声“先生”，帮外人以为他也入了帮。用帮里的行话说，他不过是个“串子”，“搭白相的”，不是正式拜师的“小八腊子”。
          帮会规矩讲究侠义，有“劫富济贫”，“有难同当”等等口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算英雄气概。陆兆林也奉为信条，每见不平事，总是闲不住。当时很多穷人跑到海边晒私盐、挑私盐，常和缉私营盐兵发生冲突，陆兆林自己也经常贩私盐，多次和盐兵冲突，盐兵也只得让他一着。有一次盐兵开了枪，挑盐人也动了扁担，死了好多人，也死了两个盐兵。于是缉私营全军出动大搜捕，指名道姓要捉陆兆林，陆兆林也只得亡命他乡。
         当年海启地区的帮会组织已很普遍，凡是帮会里的人，每到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站”，被当作“自家弟兄”，安排住宿，代谋职业等等。陆兆林对帮会里的行话暗语，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于是就瞎吹牛，说他是王廷安的真传弟子，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被尊为大哥，或尊为老前辈。于是他便在许多地方搞秘密活动，贩贩鸦片，劫劫富户，赌赌铜钿，练练拳术，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1936年5月间，他在海门被捕入狱。

         二、南小沙上的“抗日英雄”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上海，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海门县政府看守监牢的人也自动逃散了，陆兆林也就自动出监。回家的第二天，他找到乡长陆振寰，表示要好好种田，陆乡长却冷冷地对他说：“你识相点走，要不我就派人把你送回监牢去。”陆兆林扭头就跑，来到次毛镇找老朋友，心想还是干干老行当。次毛镇是出了名的强盗窝。那一天正碰上县里出动警察队，陆兆林和其他几个人都被包围了。陆兆林想了一个绝招，把两张台子叠起来，爬在高处，从芦芭眼里向外张望。警察朝屋里开枪，子弹打在台脚上，陆兆林站在高处向外瞄准，一枪正好打死了陆巡长，警察们惊呼不得了，拔腿就逃。陆兆林和几个“老朋友”一商量，此地蹲不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当夜跑到了江边的黄仓镇，找到了张容。张容是个有点知识的人，鬼点子多得很，曾经参加过八八暴动，后来在公司镇的一个亲戚家里躲了几个月，陆兆林算和他见过几次面。张容鼓励说：“大丈夫应该干点大事业！”如此这般地讲了一番计划。陆兆林高兴地说：“好，就请你来当军师，我听你的！”当下又找了附近的一个新朋友，此人名叫黄占龙，是个“白相人”，铜细赌赌，野路跑跑，欠了一泼债务，连父亲家里的黄豆都偷出去卖。正当走投无路时，叫他入伙，他也求之不得。黄占龙长得机灵，很泼辣，头年在南通农民运动会上还得了个自行车比赛头一名。陆兆林当下就封他为“警卫队长”。
       张容定下计策之后，替陆兆林取了个官名叫陆洲舫。他们解释说：“陆者，大陆也；洲者，海上陆地也；舫者，小船也。驾着小船可以到处活动也。”还刻了“崇明县第八区公署”的钤记条戳，和“区长陆洲舫、参谋张容”的签名图章。弄了两条小船，开到崇明南沿的小沙上，由张容通过亲戚关系，找了当地的青帮头子王召兴。王召兴一听陆洲舫乃是大名鼎鼎的青帮祖师爷王廷安的真传弟子，便摆酒接风，招待备至。张容于是俯耳告诉王召兴，打算怎么地推出区公署招牌，王召兴也连连点头。当年长兴岛地区还是一群小沙洲，崇明、宝山、川沙都声称属于自己的地界，但都没有设置行政机关。沙洲上遍地种罂粟、堆私盐，分别由几个青帮头子控制。陆洲舫的区公署牌子一挂，倒也热闹了几天。王召兴自然有好处，别的帮会头目却着了急。十几天之后，江南又来了个范巧林，二三十条枪，不买陆兆林的帐，乒乒乓乓一阵打，把陆兆林等赶到了江南。
         他们到了江南白龙港的地方招兵买马，宣布自己是抗日部队。又碰到一个熟人，他的名字叫陈朝佐，本是启东人，住在大同村的，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八八暴动之后逃到南汇农村种田，这次日本人打到上海，便决心投军抗日，陆兆林、张容与他一见面分外高兴，叫他当了大队长。当日本人打进上海时，大批国民党杂牌部队退到郊区弃枪逃散。陆兆林他们轻而易举地捞到了大批枪支弹药。一听说抗日，投军的人多得很。1938年初春，他们集中了120多人，分乘六七条小船，重上小沙洲。刚刚进港，就见一只日本巡逻艇开过来，陆兆林下令6挺机关枪一齐开火，日本巡逻艇正要还击，发现搁浅，只得调头就逃。陆部不管三七二十一，机关枪子弹反正多得很，便一股劲地打得欢。当陆部上岸时，群众热烈欢迎，到处张贴标语，杀鸡宰羊，慰劳抗日部队。陆兆林一下子成了“抗日英雄”。当下，有位十八岁的小姑娘季亚芳爱上了他，当了他的“压寨夫人”。这一年，陆兆林四十缺一岁，人家说他“交了桃花运”。

          三、“最高当局”的封赏趣闻

         挂了抗日招牌，竟有如此威风，他们大为振奋，便想弄个部队番号，也好名正言顺。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另一个军师也是启东人，名叫陆兰荪.人家叫他“铁笔头讼师”。曾因替人家写状纸打官司，和海门的著名女律师沈丕英一起，碰上了黑角，被告成“拆散人家夫妻”罪，两人同时被捕入狱，当年便和陆兆林做了海门监狱的“同窗难友”。出狱后跑到上海寻找职业不成，正走投无路时，正好碰上了陆兆林，谈得倒也投机。他说他有办法找到中央政府，去讨个番号来。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抗日开始时期，设了一个国防委员会，在武汉有个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的陈诚，副主任是共产党人周恩来。陆兰荪去政治部时碰上了一位记者，记者听说上海旁边扯起了抗日旗子，便到陆兰荪住的旅馆，一面采访新闻，一面捞点好处。他问明陆兰荪的来意之后，便说：“这事情好办，我帮你办好啦，给一根条子让我帮你活动活动吧。”所谓一根条子，是指十两重的一根金条。陆兰荪装穷，只给了他10块银洋。3天之后，那位记者拿来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那位记者写的消息，标题是“抗日英雄陆老大，在长江口英勇抗日”，他叫陆兰荪拿了这张报纸再去找政治部，指名要见周恩来。周恩来的副官出来接见。副官看了报，听了陆兰荪的介绍和要求后，表扬了一番，并说：“中央很困难，没有枪支弹药，也没有军饷发。陆说枪支有的是，军饷也可以自己收税解决，只要求中央给一个部队番号。副官问：“你们自己准备用什么番号呢？”陆回说：“我们自己取名护航游击队”。副官说：“很好嘛，你们就叫护航游击队好啦，我向首长报告一下吧，首长很忙，实在没有时间一一接待。”陆兰荪就此告辞。回到小沙之后，仍由张容自己刻了一个条戳，定名为“江浙边区抗日护航游击纵队”，张贴布告，说是“业经呈报中央核准”的番号。既然叫纵队，只少需有两个大队，于是便堂而皇之“任命”了陈朝佐、黄占龙为大队长。编制定当之后，浩浩荡荡地开回启东，开回陆兆林的老宅公司镇，设立司令部，张贴招兵布告。
         时值国难当头，大批爱国青年一听抗日两字，便纷纷前往投军。同时，陆兆林的那些“老朋友”，帮会中的“小兄弟”，也纷纷前往投靠，并且一一封官加委，凡是中队长小队长，差不多都是帮会中人。
         同时，附近各乡的自卫队、壮丁训练队等等，因为已经处于无领导状态，一听说陆兆林有这么大的番号，很有一点来头，便纷纷投贴子依附上去。以曹持衡为例，他原是乡的壮丁训练队长，也向陆兆林递了贴子，自己就称是陆的“学生”了，部队也等于归了陆，陆也就封曹为中队长，并调遣曹部到曹家镇，和瞿犊部队接了一次火。但是两人却没有碰过一次面，直到好多年后，双方都被编属新四军之后才相识。
          当时启海地区的杂牌部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五彩缤纷，都打着抗日旗号，也闹不清是真是假。最早扯起抗日旗号的，比陆兆林部队还来得早的要算顾南洲、瞿犊等人组织的部队。顾南洲原是大革命时期启海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匿居上海，以教书为业，并在瞿犊办的正德中学教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据一起活动的郁廷敖的回忆：八•一三事变爆发，顾南洲弟兄便议定回到江北来组织抗日。于是，瞿犊、顾光英，郁廷敖、管守邦等便来到沙家仓地区，自发组成了启海地区第一支抗日游击队，不久顾南洲也回到启东，在篦箕镇地区也拉起一支部队。在陆兆林部队进入东区之前，顾、瞿部队最为强大。此外，各区各乡，各系各派，什么常备队、自卫队、保卫队、特务纵队、缉私营部队，外加崇明过江来的，海门东部地区的。一时间成了兵天世界，好比河海中的鱼群。鱼一多，就会“大鱼吃小鱼，小鱼附大鱼”，你并我，我攻你，一时间也闹不清是非，真可谓混天糊涂。

         四、聘请季方担任“训练团长”

          1938年4月初，日本鬼子侵驻汇龙镇。第二天早晨迷雾里，三面响起了枪声。这是启海地区第一次抗日枪声。为首组织这次战斗行动的是费一夫、顾南洲指挥的启东抗日义勇军。其次是杨佐渊为队长的税警队。再就是陆兆林所属的黄纪石部队，陆兆林和张容算是亲自指挥，从汇龙镇东南角冲进来。八点来钟，迷雾渐散，不敢再打，各部队都往外撤退。日本鬼子原来以为如入无人之境，料不到第二天就碰着三面夹攻，于是放了几把火连忙遛出了启东。
          自此陆兆林在启东旗开得胜，落了个抗日好名声。
          过了大约两个月光景，通崇海启抗日指挥部（简称“通挥”）的司令彭龙骧到启东来检阅部队。那天集中了费一夫、秦达夫、杨佐渊、陆兆林四个系统2000来人，操场上异常热闹。县长陈庚尧和彭龙骧身穿军官制服，戴着白手套，很有气派地来到操场检阅、训话，号召团结抗日。检阅完毕，已近中午，教育局长张士明正忙着招待吃中饭时，操场上却响起了枪声。有人急忙报告彭司令，说是陆兆林部队要缴秦达夫部队的枪。彭龙骧连忙到操场去找陆兆林，才平息了下来。那时，众多部队在一起，势必大鱼吃小鱼，当面不打背后打，白天不打夜里打。
          检阅之后不久，陆兆林点名“请客”。所有政界人士都不敢不赴宴。
          张士明回忆陆兆林当时是这么一副尊容：他身穿黑长衫，鼻架黑墨镜，手持文明棍，翻着白袖口，口叼黑烟斗，一派江湖帮打扮。参谋长张容同样这般模样。10来个侍从保镖，一式黑短挂，白袖口，挎着匣子枪。
         请客是假，要钱是真。酒过三巡，张容拉了张士明走进内房：“局长，陆大哥今朝来，勿做好事体的，想到街上去找找大老板，开了一个中队进来。”张士明说：“这样搞，你们的名声不好听吧。”张容说：“那有什么办法，兵是不好养的，开口就要吃饭。”张士明说，再想想别的办法。张容就把陆兆林叫进内房。陆兆林笑嘻嘻地说：“我原也不是想做强盗的，逼上梁山了也就不得不做；现在我也不想做强盗，抗日还不吃香？可是兵不是好养的。你张局长叫我今天不要抢，可以啊，这么吧，弄3000块来，一个也不能少的，今天先拿500元来。”经过张士明斡旋，凑了一笔钱了事。
          当时陆兆林部队的给养，除了在海边上以“护航”为名，放旗收取捐款外，便是采取这种敲竹杠办法。好在他曾开到海门麒麟镇和鬼子打了一仗，民众也不计较他们的“小节”。
         陆部开到启东几个月了，番号大得很，又是中央直接封的，却见不到军响下来，只见他们这么一套筹饷方法，人们便纷纷议论他们“是真还是假？”张容于是又想出一条计策：决定聘请季方来当高级教官，因为季方曾在黄浦军校担任教官，如能把他请来，就算 有了来头，“苗头勿是一点点的啦”。有位已经卸任的县党部书记长孙佩元，跟季方很有一点交情，常有书信往来。陆兆林就去拜访孙佩元，孙佩元便到上海去请季方。
        季方是第三党的中央领导成员，在上海组织反蒋斗争，表面上一直“蹩“在上海无事可做。其实他这时已经参加了“武抗”（武装抗日委员会）。西安事迹之后国共合作，第三党也想出面组织抗日，季方也从国防委员会弄了个衔头，叫做：“战地视察员”，打算借此为第三党拉一点部队。孙佩元到上海把陆兆林要求他当教官的意思一说，季方心想这也许就是一个机会，便迅速回到了启东。
        季方由张士明陪同前往南清河陆的司令部，陆热烈招待，并把中队长分队长30来人集合起来。陆就这么向季方作了自我介绍：“我吗，算是土匪出身。不过，我也是穷人出身，小户人家，小鱼船，我是不抢的，要弄就弄大亨头。抗日了，费一夫打电报约我过来一起打东洋人，我二话不说。但是部队没有军饷，算算只得抢，还是要找大户人家的。我没有文化，不懂规矩，带不来兵，想请季教官指导。”季方讲了一番形势之后，提议成立一个军官训练团。陆兆林十分高兴，连忙说：“那就请季先生当训练团长吧。”
        此时，南清河司令部设在张屏丹宅上。据成半农回忆：司令部下设参谋处（处长张容）、秘书长（处长杨又青，海门人）、军需处（处长陆炳荣，海门人）、副官处（处长粟志清，河北人）、粮食弹药处（处长姓魏，海门人）、收款处（处长秦永康），教导队、警卫队，侍从秘书、副官、参谋等等，可谓五脏俱全。并且各有军衔：陆兆林为中将，参谋长为少将，其余都有上校、少校、上尉、少尉等。反正是随便封的，要什么有什么。

         五、李明扬封的纵队司令“突然失踪”

        在宣布季方当“训练团长”的第三天，日本鬼子就来扫荡，司令部被袭，部队四散，陆只与三五十人逃往崇明，不久又转回南小沙。季方因此也离开了启东。季方为了争取陆部继续抗日，不致再次沦为土匪，便又到小沙去做工作，并且推举了黄埔出身的袁姓到陆部担任教导处长，帮助整训部队。1939年春天，陆部再次回到启东。
        此时秦达夫已经当了县长，为了拉拢陆部，呈报省长韩德勤，封陆为“独立旅长”。
       与此同时，又有一个国民党光杆司令李明扬来动陆部的脑筋。李明扬也在黄埔当过教官，北伐时率部队打到江西，很有一点名气，可算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位元老。但蒋介石并不器重他，只安置他当了江苏省的保安处长。名义上全省的保安部队都属他管，实际上各路保安队都有司令，都由省长韩德勤在管，保安处长手里其实并没有兵。抗战开始，各地纷纷拉起部队，而且大多由帮会头目在领导。李明杨因为工作关系，颇知帮会内情，便和几个帮会头领瞌头拜弟兄，拉关系。当他探知启海地区出现陆兆林等帮会组织的部队时，便赶了过来。一谈就合拍，他也把陆兆林封为纵队司令。李明扬的启海之行，一下子封了四个纵队司令，除陆兆林外，还有丁聚堂、颜季五、陈阿四。在此基础上，编成了“鲁苏皖边区抗日游击总队”，又在扬州、皖东等地区封了一批纵队司令之后，一下子成了能够和韩德勤分庭抗礼的大司令。
        在李明扬点编陆部时，陆部究竟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他一共封了28个大队长，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岂不有上万人？这里用得着举沈丕英大队为例。沈丕英的司令部设在吕四场官衙门。她被封为第三支队长兼大队长，下面的中队长为朱鑫。成立典礼可以说很隆重，吕四地区各界人士都被邀请。徐瑞彬同志也应邀赴宴，送了一块钱的“贺洋”，发到一张菜馆座位券，凭票入席，酒席很丰富，全镇三四家大菜馆都给包了，可以说宾客盈门，气氛不凡。陆兆林派了参谋谢明谦，胸前挂了“监印官”红绸布条，代表陆兆林向沈丕英“授印”。全大队官兵共45人，步枪17支，机枪3挺。沈丕英和他的秘书吴艳秋坐了两顶官轿在吕四街头也算大出了一次风头。
        为了应付李明扬的点编，陆兆林玩了“分身术”。当李明扬点编甲大队时，陆兆林就把附近几个大队的人马连夜开过去充数。第二天轮到乙大队点编时，再这么玩。因此李明扬看到了数不清的兵。李明扬部队号称8万大军其实也是水多油少。
        这年八月半，陆兆林和另外三个纵队奉李明扬命向泰州集结。
陆部开到泰州地区时，实际上只有一个营，营长黄清海，李明扬就把活跃在泰兴、黄桥等地的陈玉生部队编为陆部八支队，把张松山部队编为陆部七支队。
        有一次陈玉生往江南领子弹时，在杨中碰到了陈毅，陈毅又特地召了叶飞去介绍，彼此接上了头，不久叶飞领导新四军挺进纵队过了江。这时候，日本鬼子占领了仙女庙，占领了泰兴城。李明扬部队又集结在那一带，新四军很难活动。叶飞就和陈玉生商量：“海门启东倒是没有敌人，你能不能动员三纵开到那里去？”陈玉生就叫张松山和军需马盘青去和陆兆林说，陆一口答应投奔新四军，但是当时尚未谈定怎么行动，陆在当夜就一下子公开把部队拉到了新四军驻地谢家桥，说一切听从新四军安排，叶飞很高兴。当夜，陆便和叶飞、梅嘉生、陈玉生、张松山等一起结拜弟兄，推叶飞为大哥，发电报向陈毅报告。第二天接到陈毅紧急电报，说决不可以拉走李明扬的部队，要立即弥补纠正。
        为了逃避国民党李明扬部队的追查，妥善保护陆本人，于是商定陆兆林夫妇单独离开部队，相约“后会有期”。陈玉生和张松山去见李明扬，说陆兆林突然命令我们开到了谢家桥，自己却“逃跑失踪“了。

         六、连接拿到“两面头派司”

         陆兆林自从成了青帮“老太爷”王廷安的“真传弟子”之后抬高了自己在帮会中的身价，后又和王廷安的儿子王春荣结拜了弟兄，和王廷安的关系自然就更密切了。此时王廷安已经蛰居上海，和帮会的关系很为密切。当陆兆林从泰州地区转到上海之后，就通过王廷安的关系迅速沟通了帮会关系。当时上海帮会中最有势力的就数黄金荣，以及南小沙的王召兴、王召禄辈，陆兆林迅速地与他们一一联系上了。
         据随行的陆妻季亚芳回忆，他们到上海之后，开始住浦闸路101号，不久住和平村12号，和王召兴住在一幢房子里。有一天，天还未亮透，日本兵开了3辆警备车，指名捉拿陆司令。当陆和勤务兵“大鼻头”被抓去之后，季亚芳连忙打电话给黄金荣。黄答应天亮之后去交涉。第二天，黄金荣把他保释出来谈条件，说日本人要他投降，再组织部队再当司令。陆回答过3天后答复，便天天出去联系想办法，也不知请示什么人去的。据龚乐天回忆：曾在一家考究的旅馆里，碰到陆兆林、张容正和沈鼎法一起在打“百老统”。张容和沈鼎法是老熟悉的。沈鼎法和龚乐天从延安学习回来后正在从事秘密工作。陆当时是和张、沈讨论应付办法的。
         经过日伪和帮会的安排，陆兆林又挂了“司令”头衔。名称叫做“新亚救国军”，司令王召兴，副司令陆兆林。1940年4月间，他在一个名叫太师密商的日本宪兵和翻译许飞的监视下，来到崇明堡镇，挂出了司令部的牌子，陆兆林为副司令兼支队长，开始招兵拉部队。这时候新四军已经东进到达了南通地区，季方担任了苏四分区司令员，陶勇为副司令，梅嘉生为参谋长。季、梅先后派人去崇明和陆进行了联络。这年年底，陆兆林对他的大队长刘慧说：“你先带一个连到江北去，去了快找季方老师联系。”不久，41年春节后，日军从崇明进占启东，陆兆林部也被调驻汇龙镇。季方、梅嘉生又派杨文铨等同志到汇龙和陆保持联系。
         1942年端午节前几天的一天夜里，陆部突然起义，捣毁了伪自治公署，活捉了自治会长黄兆贤和姜翻译，把部队拉到启东东区。在此之前，日本鬼子派陆兆林在新港镇修公路。白天叫民工修，晚上新四军来破，马路一直修不起来。姜翻译报告日本鬼子说：陆洲舫暗通新四军。于是他被日本小队长关了一天，那时陆洲舫的确和新四军的黄营长和季方接过头，他表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季方对他说：要说骨气，应该杀敌以为信。他因此突然宣布和日本人决裂。
        新四军方面派人来欢迎，给了他一个启东东区人民自卫军和番号。后来又觉得为难：日军正在大举“清乡”，陆部目标很大而战斗力很小，有被消灭的危险；而且大批人马的给养供给又很成问题，尤其是新四军本来可以通过陆部和江南联系，拉拉关系搞点军火等物资。当陆部公开宣布起义后，联系便成了问题。
        陶司令自有办法，他到东区来和陆兆林结拜弟兄，并定下了一条两全其美的计策：派季亚芳和王春荣去上海找杨仲华。季是陆的“夫人”；王是王廷安和儿子；杨是帮会中的要员，曾在盐城地区当过独立旅长，黄桥战斗时他一方面派人与南下的八路军联系，一方面率部队脱离韩德勤投奔李明扬，后来李明扬和李长江演双簧，留一半部队抗日，分一半部队投日时，杨仲华一跃成了汪伪的一个所谓“集团军司令”，还挂了“国防委员”的头衔，但是他并不到他的司令部去，而是住在上海国际饭店消遥作乐，和帮会弟兄“打牌搓麻将”白相。一谈就很顺利。杨仲华于是宣布陆部归他管，番号叫作“卫士队”，驻启东沿江港口。于是，他们一方面有新四军给的“人民自卫军”番号，又一方面有了伪军给的“卫士队”番号，弄到了“两面头派司”。陆兆林本人还有启东东区办事处主任的头衔，副主任为新四军派的姚德醇（即姚志仁），醇字冷僻得很，多半念了偏旁，大家就叫他“摇得响”。
         由于陆部及时搞到了两面头派司，新四军的一支先遣队，由胡福海同志率领，经由陆兆林通过帮会关系，并由陆部的大队长朱湘其护送，顺利地抵达浙东地区开辟工作。

           七、“五六事件”后东山再起

         陆部取得两面头派司之后，除了在启东东区设立自治公署、司令部之外，又将他的一个团（团长赵允生）和一个卫士营（营长樊小扬）开进汇龙镇，也设了个司令部。老百姓实在闹不清他们到底姓啥叫啥，索性称之为“野鸡部队”。有了这么一种名声倒也好，日本鬼子也只得随他去，汪伪方面又有杨仲华在替他们撑着大伞。
         过了半年多，发生了1943年的“五六事件”，陆部几乎全军复没。日伪军为了在苏四分区搞重点“清乡”，派了一个老奸巨滑的特务头子汤同书到启东来当特区公署主任。他和日本人精心策划之后，于5月6日这一天，当陆部奉令集合到大操场接受“检阅”时，日军突然包围，全部缴械。除了原在汇龙驻扎的赵允生、樊小扬部队外，还有一再被“邀”去的陆在东区的一部分部队，总共六七百人。当天，赵允生、樊小扬、黄占龙等八名军官被杀。其余大部分兵士，由汤同书通知各伪区乡长保回去遣散。另有156名被押解浦口集中营做苦工，其中40多人挺到日本投降时才逃出虎口，其余100多人在集中营被折磨而死，尸骨未收。
         陆兆林本人在入城之前跑到蚌壳镇的大雄寺去求签问卜，因为抽了一支下下签，才没有进汇龙镇。出事之后他逃往杭州，改名汪兆林，买了一所房子，享起清福来，带了季亚芳游西湖。
         残留下来的部队，编为一个连，由他的儿子陆建平带领，开往东台去寻陶司令。这个陆建平于是便被称为“小司令”。
         经过陶司令两次派人去杭州联系，陆兆林便于8月中秋时节也回到江北。经过分区安排，不久陆部又开回启东东区，于10月17日挂出了启东东区办事处的牌子。11月份粟司令决定成立苏中海防纵队，陆部改编为海防三团，任命陆洲舫为团长。一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海防纵队第二副司令（司令由陶勇兼任，第一副司令为吴福海）。
        据当年派往陆部担任东区办事处副主任的姚志仁同志回忆，海防三团的主要任务是要通过陆部和江南把兄弟搞的杂牌部队保持联系，购买枪支弹药。1944年正月半刚过，江南一下子开来二十几只船，都是著名帮会亨头，如陆安石、孙信民、宋银其、徐阿根、范巧林等所谓支队长大队长。他们特向“大哥”祝贺。说“大哥”在新四军里当了司令，就要靠过来。陆着急起来，对姚说：“他们来了不好办，我吃不住的。”姚就教他：“他们来了就表示欢迎，不要推出门，就说新四军讲规矩，生活艰苦，还是不要靠上来的好，自由跑跑，各自关照，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乐得多交朋友。”姚回忆说：当时新四军把陆部看作外围部队，江南这帮就算是外围的外围，都以朋友相待。当时新四军和江南、上海、浙东的联系，主要依靠这种关系，各种军需物资、药品等等，都可以搞得到手。
        东区的下和合镇，是敌伪军设在东部的一个最大的据点，驻有一连伪军，连长是崇明盛湘平。有次盛部下乡，陆部给他一个突然袭击，一举缴了17支步枪。第二天，盛托人向陆打招呼，陆征求姚志仁的意见，结果盛湘平拿了三百发子弹，换去了那批步枪。过了个把月，盛湘平向陆递来贴子，拜陆为先生。姚张罗办了两桌酒。约定以后双方相遇时都朝天开枪。盛部因此可以向上报功讨点子弹，一转手就供给了新四军。盛又多次要求把部队拉到新四军里来。但因形势紧张，怕盛部拉离和合镇之后再派别的伪军来，碍手碍脚不好办，所以一直不同意盛部拉出来。其实盛部也等于有两面头派司的，他们送过几次情报都很有用处。
        1944年中秋刚过，陶司令命令海防纵队开往东台弶港集中。陆洲舫担心地对姚志仁说：“承蒙新四军看得起我，但我怕不行，我是个草莽英雄，新四军一是一，二是二，讲纪律，我的白粉又戒不掉，如何是好。”经过汤坚、戈拔和姚志仁同志的劝说，陆才打消顾虑率部北上。
        开航不久，发现日本人的一条运输船正触沙搁浅不能航行，陆就下令两条船用棉被作护障，等上潮了冲上去两边夹击，于是一举抓了7个鬼子。当航到吕四外口时，又发现正在行驶的同样的一条日本运输船，陆连忙下令迎上去，一阵机枪扫射，4个鬼子都投降。原来这两条船是一起从青岛开往上海去的，领队的名叫洋言莫独。
        船到如东苴镇上岸，陶司令候在秦家庄迎接，“江海报”刊登了消息，尤其是一举抓获11名日本鬼子，陆州舫的名声便大震。在苴镇庆贺了一番。不久，开赴东台弶港，吴福梅同志隆重迎接，不亦壮哉！

           八、“盖棺定论”功名盖恶名

          1945年春夏间，他的独生儿子陆建平和女婿龚鑫相继牺牲，陆舫洲非常悲痛。
          不多时，忽传喜讯：日本鬼子投降。他率部到达汇龙镇时，正逢召开抗战胜利庆祝大会。
          堂堂的一位司令，自然要邀请他做报告。他身穿新四军粗布制服，头戴鸭舌军帽，瘦高的个子，狭长的脸庞，不大好意思地走上讲台。
         “父老乡亲，同志们：东洋鬼子到底被我们赶走了，兄弟我啊！是个草莽英雄。东洋人来了，我就拉了部队，实在是‘野鸡’部队，不成规矩，老百姓很有意见，可我也是穷人出身，推过路车，贩过私盐，挑一担盐赚这么两毛钱。（举手伸了两个指头）我是不允许弟兄敲穷人竹杠的。有铜钿的、财主，我们就有点不客气。多承共产党、新四军看得起我，我就参加抗日了。现在总算苦出头了，胜利了，朝后大家可以定定心心地过个好日脚……。”
         1945年冬天，陆洲舫真是个草莽汉子，也不懂得什么请示、报告，带了家属、侍从、警卫班二三十个人，不告而别。从弶港回到了江夏村老宅。为他的儿子立了个牌位，供在堂屋里。这时候，蔡云同志在东区担任区长，自然要和这位司令打交道的。只见他家里常聚着一批人，吃白粉，赌铜钿，乌烟瘴气。蔡说：陆是个直戆大，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他手下的一帮人就“仗了张三吃白水”，借了司令牌头胡闹。江南还有人过来贩白粉，还有特嫌分子活动。当时正进入惩奸反霸，阶级斗争逐渐激化，一些不三不四的坏脚色，还以帮会组织进行活动，阻碍多项工作的开展。于是有关领导采取行为，于1946年春节期间突袭陆宅，收缴了侍从卫队的枪支。
        当护送陆洲舫本人去分区时，他坐在小车上，把署名粟司令颁发给他的副司令委任状捧在手里，一路骂，一路发牢骚。到了如皋城里，碰着他的干女儿时，便大声说：“我是被绑来的！”陶司令连忙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是我请你来的，有要事相商哩，下面如有怠慢，看在我的面上，还请陆司令包涵罗。”当时陶司令原想继续委职于他。和陆一起的还有另一位同样人物孙仲明（即孙二虎），先是和陆一起委为海防二团长的，此时又复其原职。但是陆洲舫因为烟毒很深，身体十分虚弱，本人一再坚持要求去上海治病。于是，领导专门安排了船，给了一点经费，通过关系，护送他去了江南长兴岛，再由他自己设法去了上海。
         1947年春夏间，他在上海福民医院病逝。灵柩停放在一家殡仪馆。棺材前头刻了这么一行字：“长江下游抗日护航游击纵队司令陆洲舫之柩。”不知谁这么设计的，很巧妙，蒋介石政府也不好追究。
         盖棺定论，他还是个抗战人物，小有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