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犊烈士略传

         瞿犊，字墨犀，1913年4月生于崇明园乐港一个地主家庭。他3岁那年母亲死去，由祖母抚养。他长得虎头虎脑，憨厚敦实，活象一头小牛犊。5岁时他就进了小学，是个绝顶聪明的孩子，学业成绩一贯优良，且敢作敢为，不避艰难。瞿犊小学时的语文老师，是一位进步人士。在这位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开始憎恨自己的地主阶级家庭，对人世间的不平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到了中学时代，他从幼年形成起来的那种耿直仗义的性格，日益成熟和发展，同学们就给他了一个“牛大哥”的形象化的称呼。
        在无锡国学研究所和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期间，瞿犊曾组织同学对反动的学校当局作斗争。他还经常慷慨解囊，为贫苦同学扰忧解难。
        1934年，瞿犊从大学毕业。为拯救满目疮痍的祖国，他选择了教育事业，在上海接办民华中学，后又创办了振德中学。这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员沈鼎法。在沈的影响、帮助下，坚持进步教育。西安事变以后，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以学校为阵地，四处奔走呼号，开展反对内战，团结御侮的活动。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瞿犊决定投笔从戎，到苏北农村去，组织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
        这一年的秋冬，他来到了在海门县五区务本乡当乡长的姑父沙槐荪家里。展示在瞿犊面前的当地农村，是一片破败景象。转眼间1938年的春天到了，按“包三石”交了租的农民，不少人家揭不开锅，地主粮户却囤积居奇，不肯借粮。瞿犊挺身而出，挨家挨户发动农民向地主借粮。起初，农民怀疑这位沙家地主侄子的诚意，不敢跟他讲真话。但很快，他们发现瞿犊是在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于是大家跟着他向地主去借粮，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38年3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相继侵犯海门、启东，瞿犊便着手组建抗日游击队。他找了几个平时信得过的青年，给他们讲抗日保家乡的道理，动员他们参加游击队。不几天，一支10多个人的小队伍成立起来了，取名两乡巡逻队，瞿犊任队长。接着，瞿犊动员在地方上有威望的姑父帮他一起筹集枪支。经过一番努力，凑起了10支长短枪和一些子弹。
         这一年的4月9日，两只日军运输船将经过石陀港，瞿犊得到侦察的报告后，决定选择河边的一个大坟树园作为伏击点，打一个伏击。他指挥队员隐蔽在一个个坟墩后面，要大家沉住气，耐心等待敌船的到来。下午4点钟，七、八个日本兵乘船由北向南而来，船临大坟树园时，瞿犊振臂一呼“打！”10支枪一齐开火，队员们随即冲向河边，日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懵了，丢下两只运输船扑河逃走。瞿犊指挥战士迅速地将船上的弹药、自行车、糖果、饼干等战利品运回。
        因为没有三八枪，缴获的子弹一时派不上用处，瞿犊就带着队员把缴获的24箱子弹送到另一支抗日部队——启东抗日义勇军指挥部，受到义勇军的热烈欢迎。瞿犊与义勇军的负责人顾南洲商议，将两支部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4月14日，瞿犊接到义勇军指挥部通知，汇龙镇的日军次日将经久隆镇撤回海门，指挥部要他们联合打一个伏击。第二天一早，他把全队人员分成一个短枪组、一个长枪组，埋伏在久隆镇东市梢小横河两侧，准备夹击敌人。上午10点左右，敌人刚进入伏击圈，两组战士一齐开火。由于日军拚命挣扎反扑，瞿犊考虑到敌我火力悬殊太大，当即组织部队撤退。
         瞿犊率部两次抗击日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瞿犊的名字从此传遍启海地区，不少青年慕名而来。部队迅速扩大，但生活给养成了问题，瞿犊毅然将他父亲在启东的140亩土地卖掉，作为部队生活经费。他又主动同抗日义勇军联系，将他的部队编为启东抗日义勇军第四中队。瞿犊被委任为义勇军副总指挥。
         当时，南通地区杂牌部队蜂起，司令如毛。启东抗日义勇军因没有所谓的合法番号，无法独立生存，不得已加入国民党江苏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特务总队，编为第一、第四两个大队。瞿犊任四大队长，驻曹家镇一带。
        7月的一天早上，瞿部突然遭到陆洲舫的江浙边区护航游击总队的袭击，瞿犊率部奋力突围，转移到南通县的余西。这时中共江苏省委派共产党员王进到瞿犊部队开展政治工作。从此，瞿、王两人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部队通过国民党通崇海启抗日指挥部政训茅珵主任的关系，编为国民党通崇海启抗日指挥部独立大队，后改为一支队三大队，驻刘桥。瞿犊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要立足生存，实现抗日宗旨，必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与纯洁性，因此，他一面据理力争，保持部队建制、人事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着手整顿部队，使大队、中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进步青年的手中。同时，他们又在全大队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8月11日，瞿犊组织部队向盘踞在土地堂的日军发起攻击，消灭敌人5名。次日，日伪军数百人，挟大炮等重武器分兵合击刘桥，企图报复。瞿犊率部巧妙地避开敌人的正面袭击，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八、九月间，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下令逮捕通崇海启抗日指挥部的茅珵，并把矛头指向瞿犊、王进的抗日队伍。是时，国民党部队排斥、打击异己日甚一日，形势越来越紧，为了转移顽固派的视线，瞿犊离开独立大队，以通崇海启抗日指挥部参谋的名义，去崇明从事抗日活动。
        瞿犊一回崇明就把原来分散的抗日武装组织起来。为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又请王进到了崇明。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瞿犊组建了崇明人民抗日自卫总队部，指挥了堡镇、蚌壳镇、小竖河战斗，崇明的抗日武装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在此期间，瞿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39年元旦，瞿犊得悉在南通的“通挥”一支队三大队王澄、姚力所部，到启海地区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即率部于1月6日到达启东二厂镇。就在这时，国民党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支队张能忍部在合兴镇扣留了原启东抗日义勇军负责人费一夫。为营救战友，瞿犊于1月10日上午带上几个人前往合兴镇张能忍部，张当时很客气，答应马上释放。接着瞿犊又去了汇龙镇省保安旅孙信符部，为防止崇明金有祥中队到二厂途经孙部时不发生冲突，而向孙信符打个招呼。黄昏时分，瞿犊同为防不测而赶来的王进等人一起决定连夜从汇龙镇赶回二厂，在途经合兴镇东市梢时，黑暗中十几个彪形大汉一拥而上，瞿犊、王进等人因寡不敌众被捕。张能忍得意忘形，亲自讯问瞿犊：“你有多少部队？”瞿犊严正地回答：“我个人没有部队，抗日义勇军是人民的部队。”张能忍又假惺惺地说：“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可以放你回去。”瞿犊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不打日本人，专打中国人，我不跟你合作！”张能忍狂叫：“把瞿犊他们拉出去杀了！”瞿犊镇定地嘱咐同时被捕的战士们：“不要哭，坚强些！”瞿犊从容就义。这位年仅26岁的启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创始人、领导人，为了抗日救国大业，洒尽了自己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