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埔军校军官到启东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革命回顾

                                                                      沈维岳

        一、加入黄埔军校，经历了蒋介石四.一二”叛变
       
        我家住启东北新乡，父母种几亩薄田和打蒲鞋糊日子，生活艰难，他们节衣缩食借钱负债，让我读了高小，没有毕业，就考进崇明县劳苦师范，读了一年即回家乡教书。
        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常有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用笔名发表的文章，有时还附寄《湘江评论》给读者，使我初步接受到新思潮。眼看军阔混战，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我也忧国忧民，出于爱国心，在季方先生的影响下，一九二四年秋天，我毅然投笔从戎，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学习。这个学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军事政治学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办起来的，由蒋介石当校长，周恩来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恽代英同志当政治总教官，邓演达先生任教育长，毛泽东同志以农讲所所长名义也来校上课。
        那时一听说毛所长、周主任、恽教官来给我们上课，同学们就奔走相告，他们为我们讲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介绍马列主义和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业绩，全场鸦雀无声，听得津津有味，人人都认真做笔记。周主任说：要实现三民主义，就要来个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对外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铲除各省的军阀。目前要实行新三民主义，最后全世界都要实现共产主义。
        蒋介石也常来训话，他一口宁波腔，嗯…地一讲大半天，我们也抓不住中心内容，懒得做笔记。
        在黄埔军校听到周主任结合三民主义讲授了不少共产主义理论，使我们感到很新鲜，他的报告生动具体，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真不愧为共产主义革命家。
        于是我买了本《资本论》，偷偷地“啃”起来，啃不动也要啃，干革命总得学些理论。
        在军校，国民党组织是公开的，学生一到校都填表写明是国民党党员。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同学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我也认不出。我心里希望了解、接近共产党，但直到毕业，也没有人来找我。
       当时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妄图扑灭革命烈火，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英租界用机枪扫射我工人、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制造了“五卅”惨案；法帝国主义者在广州沙基，也用机枪扫射我游行队伍，造成沙基惨案……国内军阀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镇压革命势力。最大的军阀吴佩孚，以八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张牙舞爪，要向革命人民开刀。在这种情势下，促使广东革命势力不得不以先发制人的行动对付他们，于是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举起了北伐革命的义旗。
       北伐之前，国民革命军要扩充。就将黄埔军校第四期（和
第五期一部分）提前毕业，分配到革命军里去担任实职，我被派到第一军第十四师四十一团一营任准尉政治宣传员。
       北伐军共有八个军。蒋介石任总司令，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那时的各党各派——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国民党里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西山会议派，都表示拥护蒋介石北伐，还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的支援。在誓师大会上，蒋介石也表示了要继承孙中山遗志，完成北伐大业的决心。
在誓师大会后不久，第八军唐生智的队伍先向长沙发动进攻，除第五军留守广州外，其他队伍分头向湖南、江西等地进发，攻下长沙以后，即向武汉会师。我所在的第一军是向福建进攻的，福建的周荫人属孙传芳联军系统。我第一军到了永定县后，曾派人与他谈判，招其投降，他优柔寡断，徘徊不决，我们即长驱直入打下了福州。
        北伐革命军内有不少共产党人作政治工作，他们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屡建战功。
        第一军进了福州后，把周荫人的残部改为十七军，我被派到这个军的第一团三营二连任政治指导员，这是公开的国民党的党代表。
        两月后，军队向杭州推进，过了栖霞山武圣关，军政治部来了命令，把连政治指导员全部撤销，全部提升为营指导员。一部分在本军任职，一部分调到十四军，我被调到十四军二师五团二营任政治指导员。没几天，攻下了杭州，准备向上海会师。
        一九二七年三月里，北伐军内有股暗流，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在偷偷地作反共宣传。一天，我在政治部会客室的桌子上，无意中看到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写的是《洪水猛兽》，我顺手打开一看，全是污蔑共产党的话，我对共产党是崇拜的，对蒋介石法西斯行为早就不满，于是我立即撕毁了这本反动小册子，顺手扔进了痰盂里，没料到，背后有人看见了我这个行动，检举我是共产党，接着我被软禁了起来。
        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刘伯龙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是个反共老手，他亲自审讯我：
      “老兄：你知罪吗?”
       我不作回答。
     “你撕毁小册子，还扔进痰盂里……”
     “有这回事。”
     “你为什么这样做？”
     “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这本小册子是反共的宣传品，这还有什么国共合作可言呢？
……
     “你，你庇护共产党，你就是共产党，当心杀你的头！”
     “主任，我们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军校还特地请了共产党人来给我们上课，教育我们。你今天当政治部主任了，也该多看看各种主义。”
     “哈哈，你胆敢向我作反动宣传。”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
     “你老兄不要多讲了，看在同学份上，我今天不杀你。等总司令宣布国共分裂以后，再和你算帐，你给我滚蛋！”
       这顿训斥之后，他们暗中派人监视我的行动。
       过了十来天，“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他命令上海的反动头子陈群、杨虎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尤其对上海工人纠察队员镇压得特别残忍，连工人家属也一起被屠杀。
       当时，上海有一首歌谣：
       陈（成）群杨（养）虎，养虎成群，
       杀人如麻，吃人活吞。
       流氓蒋介石，豺狼心毒狠，
       残害共产党，杀戳大恩人。
       没有国共合作，没有共产党人的身先士卒，就不可能有北伐的胜利。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真是忘恩负义，遗臭万年。
     “四•一二”事变以后，蒋介石在军队内“清党”。那些反革命的黄埔学生跟着他反共、反人民、升官发财，而革命的黄埔学生奔向共产党那边继续战斗。
      我在蒋军内也待不下去了，就乔装成商人，几经周折，逃到了武汉。那知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叛变了，和蒋介石勾结一起搞了“宁汉合流”。封闭了武汉政府，捕杀共产党人。逼得共产党人只好自找革命道路，于是就先后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井冈山会师之后，重新开辟了革命道路。
       我当时到了武汉，一时找不到共产党，正在彷徨苦闷的时候，找到了介绍我加入黄埔军校的季方先生，他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他对我说：要把孙总理的中国国民党来个整理，把反革命分子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清除出去，把有志气的国民党员重新组织起来，组成一个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现在的农工民主党。
      “那末，将来同共产党的关系呢?”
      “那还是孙总理的三大政策。”
      “谁来领导？”
      “黄埔军校的教育长邓演达先生，他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是很有才能的，同共产党关系一定搞得好的。”
       于是，经季方先生介绍我参加了第三党。

        二、在监牢里学到马到主义
    
        我跟季方先生到了上海，邓演达先生是我在黄埔军校的老师，他对我进行了多次教育，派我做他的交通员。当时我身穿长袍，手挟皮包，象个大老板的跑街的，成天在上海东奔西走。
        邓演达先生也参加了北伐，又是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军、政方面人事关系特别多。汪精卫向蒋介石投降，导演了“宁汉合流”。武汉政府垮台之后，那些不愿投降蒋介石的军政人员，就纷纷来到上海找邓演达，于是邓就委派了各省市的临时委员会，秘密地展开反蒋活动。他组织了宣传机构，写了许多反对蒋介石的小册子，以及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宣传文章，自已办了印刷所，宣传品印得很快，散发很多。第三党的这些反蒋运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怀恨，蒋就对邓演达先生下毒手了。
        一九三一年秋天，邓演达在法租界爱麦虞限路，召开有我们二十多人参加的秘密会议。有个叫陈敬的叛徒溜出去向法租界巡捕房密告了我们。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闯进十多个持短枪的便衣，将我们送到巡捕房看守所里关押起来。
       照国际公法租界里是不能逮捕政治犯的。蒋介石原来是个流氓，曾经拜过青帮头子黄金荣做老头子，租界里包探听都是黄金荣的徒子徒孙。蒋介石就利用这帮小兄弟秘密逮捕了我们。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政府派人来法国巡捕房办了引渡手续，立即将我们押送南京四条巷陆军监狱的看守所里，邓演达先生被单独关在一个秘密地方。
        这是专门关押重犯的监狱。我们一进牢房，就有几个青年人笑着欢迎我们，并问：“你们为什么被捕?”我回答：“第三党，反蒋！”他们说：“好呀！”我问：“你们呢?”他们坦然回答说：“共产党案件。”
       我第一次蹲监牢，感到失去自由的痛苦，而那四个青年人却说说笑笑，乐观得很。
      “老沈：干革命，吃官司坐牢只当家常便饭，杀头枪毙是光荣还乡呀，哈哈哈……”
        于是他们就公开地给我们上课了，讲马克思主义，讲俄国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要走列宁的道路。
       有一天，他们讲到第三党：“第三党反蒋是好的，同我们共产党是一致的。但你们的革命，还是继承孙中山的改良主义。所谓‘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那不过是空想而已！”
       他们批评了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使我们口服心服。
       他们活动能力很强，教育争取了一个狱卒。这个狱卒给他们送字条到隔壁牢房里。还偷偷地弄来些革命的书籍和报纸，让我们学习。
       有天傍晚，我拉着一个同志的手说：“我，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了，我这次出去，一定跟你们干革命。”
     “你们有希望出去，你们来了二十多天还没有提审，而我们是重犯，蒋介石不会放过我们。只要你真心革命，出去之后，会找到党的！”
      又过了些时，看守们对我们客气多了。让我们在牢房里下棋，打扑克牌。
     “这里面有文章，快设法找张报纸来看看。”
      第二天，狱卒送来一张新报纸，上面登着条新闻：对江西共产党红军的围剿暂缓进行云云……
      又过了一个多月，突然传来好消息：蒋介石宣布下野，军政部长何应钦代理一切。
      “好啊，这个流氓早该垮台了!”
      “全国老百姓有救了！”
      “哈哈……”
      “喂，先生们轻一点。房子周围都加岗哨了。”那个狱卒好心地警告我们。
        我们又轻声地议论：
      “我们这些政治犯，可以无条件释放了。”
      “不要太乐观，豺狼成性的蒋介石，还可能暗中下毒手。何应钦也不是好东西！”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这天下午突然传来一个大不幸的消息。邓演达先生被蒋介石偷偷地派人指使特务，杀害于城外的荒野。
       我们在室内痛哭流涕，为邓先生致哀。
      “大家不要作楚囚之泣。邓演达先生是英雄好汉。宁愿死，也不向蒋介石低头，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继续斗争下去！”
       这一夜，我翻来复去睡不着，邓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
目，他在黄埔，对我们学生特别严格，更十分爱护。
       第二天下午，一个狱卒跑来对我们喊：
      “恭禧恭禧，第三党的先生们，无条件释放了！”
       我们和那四个年青的共产党员，紧紧地握手告别，我热泪盈眶地对他们说：
     “谢谢你们了，我们在敌人监狱里，听到了革命真理，学到了马列主义。”
     “你们要坚强，要机智勇敢，继续斗争！”
       我们二十多个人出狱了。
       我们怎么会无条件被释放呢？事后才知道其中内情，当时蒋介石被迫下野了，宋庆龄女士听到这一消息，马上从上海赶到南京，找到何应钦要保释邓演达。何应钦说。邓演达已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了。宋庆龄气愤地把会客室内的茶杯等物都摔在地上，又问：“还有二十多个人？你给我立即释放！”宋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何应钦也只好听她的命令，无条件地释放了我们。

         三、参加十九路军抗日反蒋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从上海闸北蕴草浜一带登陆侵犯我领土，驻防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这就是“一.二八”事变。
        十九路军将士的爱国义举，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援。
当时我出狱不久，也义愤填膺，毅然参加了十九路军，担任补充团第一营第四连连长，准备为国献身，尽一个军人的天职。
        独夫民贼蒋介石对外实行投降政策，不但不调兵增援十九路军抗战，而且下令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去，不准再与日军抗战，用来讨好日寇。这引起十九路军将士的不满，但军令如山，只好满怀怨恨地离开战场，开往福建。
        到福建后，我调任十九路军军官补司所第一队政法教导
员。
        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加紧围剿红军。江西红军由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由江西苏区用飞兵奔袭的神速行动，把闽西蒋介石的一个独立师张轸的部队全部消灭了，红军在闽西开辟了革命根据地。
       十九路军抗战“有罪”，引起全军官兵的义愤，对蒋介石恨之入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独立，摆脱蒋介石的羁绊，成立福建人民政府。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那天，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庆祝大会，还特地邀请红军方面派代表来参加，红军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祝愿十九路军的人民政府永远胜利。
       军部改为总司令部，我被调到司令部政治部军事处任军人科长。
       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岂能让十九路军公开树起反蒋的大旗，另组独立政府。他调来几路大军，包围了十九路军。军长不得不下令全部军队向广东汕头方向撤退。所有人民政府和总政治部的非战斗人员，都可以自找出路，迅速离开福建。
       眼看一场抗日反蒋的革命运动，又烟消云散了。我只得带着沮丧的心情，搭轮返回上海，重新参加第三党的地下反蒋活动。
   
       四，到延安参观，毛主席解疑指路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到了武汉，和第三党中央委员施方白先生谈起抗战形势，不胜感慨。
     “七七”事变以后，国共合作，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一起抗日救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开始了，可是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的百万大军不堪一击，一溃千里，丢了上海、南京，退守武汉，又岌岌可危。我中华民族恰象暴风雨中的一只破船，抗战前途令人焦虑，中国前途令人担心。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浴血奋战，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我和施方白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决定到延安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军民是怎样抗日的。
       施方白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和周恩来主任早就认识。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在武汉担任抗日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想去延安观光，要求见见他。周恩来很快回复了一封信，约我们去谈谈，真使我们高兴极了。
        这天上午，周恩来主任在他的会客室接见了我们。施方白介绍说：
      “周主任：沈维岳同志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是您的学生呀！”
      “同学，同学。好呀，请坐，请坐。”
       周主任很关切地询问了我们的生活情况。我汇报说：“出了黄埔，参加北伐。蒋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政变后‘清党’，我也被他们关押了几个月；参加十九路军抗日，去福建反蒋又失败了，我一心想革命救国，却到处碰壁。我受到过周主任和几位革命老师的教育，渐渐认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想跟施先生一起到延安去。”周主任给我们分析了抗战形势，恳切地说：“我们欢迎你们去，为了你们的安全，我写封信给中共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同志，你们去找他。”
       董老也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和施方白先生也认识，阔别多年，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又特地写了封信给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我们到了西安找到林老，他叫我们在招待所先住下来。
        西安到延安有730里路，翻山越岭步行要十天左右。林老对我们特别优待，让我们搭乘从延安来的交通车—卡车。车经陕西黄陵县轩辕黄帝陵墓，我们下车谒陵，那儿是古柏森森，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老祖宗行了三鞠躬礼。国难当头，缅怀祖先，又不觉感慨万千。
        在蒋管区离解放区不远的路上，我们看到件奇怪的事。有位延安干部背着盒子枪，保护税收人员，检查工作。遇到五、六个国民党兵，蛮不讲理地缴了他的枪。晚上，我们一起住在旅馆里，施方白先生问那位同志：
      “现在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他们有什么理由缴你的枪?”
      “所谓国共合作，蒋介石有多少诚意？他在上面假仁假义讲合作，暗中指示下面搞摩擦。他们是‘摩擦专家’，合作不过是个表面口号。打鬼子还得靠全国老百姓。”
    “你的枪可以要回吗?”
    “我会向他们的上级去交涉。”
       第二天，卡车又在迂回曲折的崇山峻岭中爬行。下午，远远地看到了巍巍的宝塔山，清清的延河水。延安城一边的山麓挖着层层的窑洞。我们想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就在窑洞里办公，废寝忘食，为国操劳。抗大、鲁艺的学生也住在窑洞里。
     “到延安了！”我们情不自禁地一阵欢呼。
        田野里是陕北农民在忙生产，到处是抗日的标语，抗战歌声。真是到了一片新天地。
       卡车不进城，我们就下车步行。呼吸着陕北高原的新鲜空气，看看这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真是心旷神怡，眼界也开阔了。
        前面有个十三、四岁的小孩牵磨，嘴里哼着陕北民歌，等到我们走近了，忽然拿出红缨枪拦着我们的去路，大喝一声：“你们打从哪儿来的？”
       “从西安来。”
       “有路条吗?”
       “有。”
        我拿出林老的信给他看过了。他笑笑说：
      “太好了，你们走吧！”
       他又热情地为我们指路。
       施方白先生感慨地说：“延安的孩子们都组成儿童团，站岗放哨守关口，蒋管区连‘大人团’都没有。只有共产党才能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
       抗战期间，延安的物质条件很艰苦，招待所的房子也很陈旧，屋子里只有炕，没有高台子、方凳子，只有矮桌子和小矮凳。生活上对我们特别照顾，吃的是细粮面粉做的馒头，还有菠菜炒牛肉（那是上等菜了）。听说毛主席也吃粗粮—玉米和其它杂粮做的窝窝头。小菜是连根豆芽，老得嚼不动。我们感到很不安，要求吃粗粮，招待所的同志说：“你们是贵宾，一切都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我们不能擅自改变。”从这件事也能看出党中央对统一战线，对民主人士是何等重视啊！
       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劳动节，延安广场上开大会。有部队、干部、工人、农民、学生上万人。讲台前摆着一张长凳，请我们十多个客人还有两个外国人，坐在凳子上，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讲的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号召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穿的一套打了补钉的军服，一手叉腰，一手挥动着巨臂，那威严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
        五月三日上午八时，毛主席接见了我们。
        那是窑洞外面一所古老的北方式房子，毛主席经常在这儿接见中外来客。
       我们刚一坐下，警卫员就拿出大前门牌的香烟招待我们，毛主席也拿了一支陪客。我们说：“到延安来观光，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
       毛主席笑笑说：“你们两位同志远道而来，我们很欢迎
呀！你们要谈些什么问题?”
       我们先后提了九个问题，都是关于国际形势，和抗日救国前途的大题目。毛主席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分析得明快而精辟，使人万分信服。
      “现在德国的希特勒气势汹汹，英、美、法帝国主义一再退让，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是不是终于会发生世界大战呢?”
        毛主席哈哈大笑地说：“两位同志：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已经打起来了吗?”
      “蒋介石一向是忘恩负义，反复无常，不讲信用。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战，他能和共产党合作到底吗？如果他又叛变了，国共再次分裂，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能否独立担当？”
       毛主席说：“国共两党能不能合作到底，那要看蒋介石。蒋介石要叛变，合作就会破裂，那对蒋介石自己没有好处的。如果破裂，不会影响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我们依靠全国人民一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
       毛主席一面谈话，一面抽烟，抽得很快，一刻儿，烟头快烧到手指了。他扔掉烟头，右手伸进衣袋里拿出一支板烟筒来，左手伸到桌上拿着土烟罐头，把土烟装进板烟筒，又到口袋里摸出火柴来点着。当警卫员第二轮敬烟，向他送上第二支大前门香烟时，他用板烟筒做了一个动作，表示他爱抽这种烟。其实他是想把“大前门”留作招待客人之用。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请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抗大学习，他笑笑说：
      “你在黄埔军校学过军事，也打过军阀。”
      “我想学政治。”
      “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打日本帝国主义嘛！你们的家乡是苏北的大门，和上海一江之隔。你们应该回到家乡，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在敌后坚持抗日战争。我们抗大的学生毕业后大都要走这一条路的。”
      “我，我恳切地要求毛主席批准我参加共产党。”
      “参加共产党不一定要我批准嘛，共产党的大门是开着的，只要有条件的人都能进来的。你要参加共产党组织，先要准备自己的条件，到条件够了，共产党会派人来找你的。”毛主席微笑着为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告别时，毛主席亲自送到门口，和我们一一握手，使我们感激得热泪盈眶。
       这一次幸福的会见，毛主席向我们指出了要组织游击队，配合主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正确道路。
       在延安，我们参观了延安煤石油矿，参观了两个区人民政府民主政权工作，参观了延安的高等法院和几个学校、托儿所，最后还参观了延安的人民医院，X光透视设置在窑洞里。施方白先生说这是超出国际“水平”的现代化医院。
       我们第三次和毛主席见面时，施方白先生恭恭敬敬地拿出一张宣纸，请求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在工作万分繁忙之时，还是欣然答应了。第二天，他老人家派通讯员送到招待所，我们打开一看，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给我们，也是给全国人民指出的方向啊！”毛主席题词的全文是：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
        我们在延安观光了十多天，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教导，亲眼看见边区人民团结抗日的景象，从内心里感到，共产党是民族的救星和希望。毛主席为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我决心回家乡，组织队伍，在敌后展开游击战。

        五、回家乡组织游击队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我从延安回到武汉，想急于要回启东，而炮火连天，长江不能通航，只好乘英商的国际列车到广州，绕道香港，然后乘法国邮船回上海。当时上海已成为一座孤岛，鬼子在那儿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我找到一位民主人士王老先生，向他讲述了去延安听到毛主席指示的情况。他说：“好呀！我介绍你参加武抗—华东武装抗日委员会（后来知道这是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可以找到共产党的领导。”武抗的工作面很广，和华东地区所有的抗日游击队都发生联系。我参加了这个组织，高原同志同我谈了几次话，派我和另外三个同志到太湖去争取赵安民游击队。
        赵安民是太湖湖霸的儿子，以打鬼子为名拉队伍争湖田保家产，独霸一方，也有几百人枪。
        我们乘船到了太湖，通过关系找到了这位赵司令，他摆酒相迎，豪饮一番，十分客气，就是不肯和我们坐下来谈真心话。住了一段时间，工作毫无进展。我们四个人回上海向领导汇报，高原传达上级指示是：“不遗余力，耐心争取。”
        我们第二次又去太湖，赵安民又对我们客气一番，还封我做参谋。可是他对我们防范甚严，不让我靠拢武官，只给官儿做做，也是有名无实，我们只好又回上海。领导上批评我们说：“你们就是缺乏耐心，想一下子将他拉过来，那怎么办得到呢！”
        高原同志又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遵照毛主席指示，让我回家乡，组织游击队在敌后抗战。”领导批准了我这个要求。一九三八年农历年底，我回到了启东。
        当时在启东的姚志仁、周儒谦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想通过他们找崇明籍的游击队队长瞿犊。回启东的当天晚上，就听到瞿犊同志被反动派杀害的消息。
       当时启东、海门一带形势一片混乱，有势力不小的陆洲舫的杂牌队伍，又有国民党的保安旅，还有各种旗号的游击大队，只要你有十条八条枪，拉支队伍也可以自称“游击大队”或“游击司令”。大鱼吃小鱼，相互并吞。要避免被反动派缴枪，必须弄个合法身份作掩护，才能拉起队伍。
        国民党启东县党部书记长周儒谦是我老同志，姚志仁是革命同志，我就住在县党部内。
        县长董国祯是个开明人士，愿意靠拢进步势力。周儒谦介绍我当县政府常备队名誉副总队长（县长兼总队长），我把散失在农村的游击队收编过来（大多数是被反动派打垮的队伍），组成县常备队。上海武抗派陈华同志来县担任总队政治部主任，进行政治工作。
        陈华同志找我谈了几次话，问我家庭成份，又问了我参加第三党的经过。他说，你有革命的正义感，参加北伐，参加反蒋都是对的，你爱国，抗日，能听党的话，经过组织上的考察，我代表组织吸收你加入共产党，并和上海武抗高原同志作你的入党介绍人。我激动地说：
      “我走过曲折的道路，找党找了十多年了！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入党宣誓仪式是秘密进行的。高原、杨进即陈华和我编成一个党小组。高原在上海，陈华和我在启东，是单线联系。
        有了党的领导，我们的队伍扩充得更快了。经过曲折的斗争，我们又收编了曹持衡的四百多人枪，组成第三大队。顽固派韩德勤的保安五旅知道了这件事，眼红了，派了第九团团长陈次江来找我们，也以合法名义，强迫将我们这个大队改编为九团的第三营，曹持衡同志不服气，当姓陈的把这个营带走时，在离汇龙镇二十多里路的地方，乘黑夜把整营人带跑了。陈次江回到汇龙镇，找到董国祯和周儒谦大发脾气，说是他们唆使曹持衡拖枪而走的，要县里另一部分常备队抵还！我们说那一部分常备队分散在农村，集中不起来，是有名无实。陈耍无赖，要挟赔偿现金一万元，否则就要动武。董、周两人只好从地方款项中提出一万元给姓陈的，以求太平。陈敲了笔竹杠走掉了。我们想，曹持衡同志的人枪在农村，还有希望找回来的。
        正当我们派人去寻找队伍时，保安三旅旅长丁聚堂又来了，他的手段更毒辣，军队驻扎在二厂，派人送请柬请董国桢、周儒谦和科长及汇龙地区区长等人到菜馆去吃酒。明知其中有原故，但又不能不去赴宴。（董国祯当时生病没去，叫我作代表），我们一行人到了二厂，时已中午，酒席已经摆好，喝过了酒吃菜时，丁聚堂冲出来了，大喝一声：“把周胡子捆绑起来！”他的士兵七手八脚用绳子捆绑了周儒谦。丁聚堂又说：“其他的客人，我招待不周，请大家回去。”大家连忙问他：“丁旅长为什么要扣留周书记长?”他说：“周胡子唆使曹持衡脱离五旅九团，带着整营人枪逃跑，我现在要他把曹营全营人枪交出来，否则就枪毙他。”我和几个人回到汇龙镇，同董县长商量，他说：“丁聚堂土匪成性，杀人不眨眼，他这是扣人要挟，不弄点枪给他，周有生命危险。”经过协商，让丁聚堂派了一个团的兵力，由几个科长、区长带路，到乡下找到曹持衡，曹只好被迫把枪交了出来。
        那时我们在农村还有一部分人枪。如想要集合起来到前方打鬼子去吧，只要你一集合，顽固派又会过来包围你，缴你的枪。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中共江北特委负责人洪泽同志来了，动员我们把队伍拉走，参加抗战支队去。于是我带了四百人枪离开启东，到南通参加抗战支队。梁灵光同志任第二总队长，我任总队副，启东来的队伍编成第二大队，由王新宇同志任大队长，大队指导员是吴惠生。分成三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是顾炎英，第二中队中队长是许诚，第三中队中队长是李若松，干部都是共产党员，这支队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一九四O年夏天，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东进。抗战支队第二总队一部分迎接了主力东进。其中一部分队伍参加了郭村战斗。在黄桥决战和掘港保卫战中，队伍上升为主力部队。
        成立苏中四分区时，季方同志任司令员，我任参谋长。
    一九四一年八月，苏中行政公署派我回启东做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兼东南行署副主任，我又回启东老家和乡亲们一起，在敌后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直到抗战胜利。